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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爱情”与“历史普遍性”——评剧《刘巧儿》中的劳动与爱情叙事

田延 · 2021-10-21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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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剧《刘巧儿》是新中国第一批戏曲现代戏的经典之作。这部戏既继承了延安时期秦腔《刘巧儿告状》和陕北说书《刘巧团圆》的情节架构,又进行了充实提高,将原先的普法戏改造成婚恋戏,推动了新中国的《婚姻法》宣传运动。

  摘要:评剧《刘巧儿》是新中国第一批戏曲现代戏的经典之作。这部戏既继承了延安时期秦腔《刘巧儿告状》和陕北说书《刘巧团圆》的情节架构,又进行了充实提高,将原先的普法戏改造成婚恋戏,推动了新中国的《婚姻法》宣传运动。《刘巧儿》通过对劳动伦理的政治化,升华了原本想靠劳动“立业成家”的小生产者婚姻想象。爱情与婚姻叙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整个阶级翻身翻心、追求幸福的“元叙事”,奠定了它在人民文艺中的经典地位。

  关键词:刘巧儿;劳动;爱情;历史普遍性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界编演了大批戏曲现代戏以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其中,宣传《婚姻法》的剧目最受欢迎,评剧《刘巧儿》是其中最成功的作品。刘巧儿故事的原型是1943年陇东边区的一起婚姻纠纷案。11945年,陇东中学教员袁静据该案写出了秦腔《刘巧儿告状》(以下简称《告状》),于1945年2月14日由边区保安处公演,引起轰动。2据袁静回忆:“观众都是露天站着看戏,遇见下大雨,农民打着伞看到底,很少有人退场。”3艺人韩起祥看了该戏后,将其改编为陕北说书《刘巧团圆》(以下简称《团圆》)。

  评剧《刘巧儿》是在秦腔和说书基础上逐渐成型的。据主演新凤霞回忆,北京解放后,她所在的凤鸣社就积极排演现代戏,在公演了《白毛女》后便开始准备《刘巧儿》。凤鸣社最初采用说书本,以幕表戏形式演出,后来又根据秦腔本添加了场次。但戏仍很粗糙。“演出完全用了老戏的锣鼓家伙点儿,演员走老戏的台步,刘巧儿的父亲刘彦贵给抹上了红鼻子。演员在台上出足了洋相”,“观众完全是开心取乐,不能从这个戏受到感染,受到教育”。4凤鸣社改制为首都实验评剧团后,该戏便未再上演,直到1951年新凤霞灌制了该剧唱片才又引起注意。北京市文艺处的王雁认为该剧基础较好,提议整理加工,不仅“把原来每个演员自己编的唱词对话整理统一起来”5,写出了剧本,还邀请北京人艺的夏淳做导演,使之朝真正的现代戏方向发展。更重要的是,评剧版本对人物和故事的刻画更加精细,意蕴也更丰富。这主要表现在《刘巧儿》提高了继承自解放区文艺的“劳动-爱情”主题,强化了政治教育功能,创造了“人民文艺”的典范。

  1

  “天旱雨潦不发愁”:作为乡土伦理的私人劳动

  在《告状》和《团圆》中,劳动就已经成为爱情和婚姻的基础。刘巧儿对赵柱儿一见倾心,正是因为他“年轻朴实人稳重”“红光满面好劳动”。6值得注意的是,劳动在这两部作品中体现为日常实践形态,发生在两人相遇的田间地头,并以变工队的歌唱表现出来:

  (后台歌声起)

  歌声:春天变工开了荒,

  夏天麦子满山黄,

  满山黄,闪金光,

  南风吹过喷鼻香,

  变工队割麦忙。7

  (变工队唱)

  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

  乡亲们一个个都翻身,

  有吃那有穿好光景!

  劳动英雄吴满有,

  开荒种地出了头!

  一年打得两年吃,

  天旱雨潦不发愁!8

  在这里,劳动的意义非常实际:它作为有效的谋生手段,能够帮助农民赶上“好光景”并获得积累,抵御自然灾害。“出了头”恰当地点明了劳动之于农民的重要性。农民之所以要靠劳动“出头”,是因为在农耕文化中,为了应对自然资源的紧缺,农民不得不大量投入劳动来增加农业产量,虽然很辛苦,但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崇尚劳动的工作伦理。

  刘巧儿对赵柱儿的倾心正是基于对其劳动能力的充分肯定,而这种肯定又内在于崇尚勤劳的乡土伦理。巧儿所向往的“夫妻们勤劳动努力生产,我二人一条心立业成家”9的生活愿景,也是该伦理的最高实现形式。也就是说,巧儿倾心柱儿是因为他的劳动能力满足了她对小生产者生活的美好想象。

  劳动伦理也体现在反面人物的塑造上。王寿昌和刘媒婆之所以是反面人物,不仅因为他们代表封建势力,还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违背了崇尚勤劳的伦理价值。10尤其是王寿昌,他并没有被塑造成黄世仁那样淫人妻女的形象,相反,在和巧儿的婚姻问题上,王寿昌严格遵守嫁娶程序——“嫁娶的道理我全背下;娶媳妇,送彩礼,我可没把事情做差”11——甚至在彩礼方面相当慷慨。但劳动德性的丧失使他在乡土社会难以立足。他无法用金钱取代劳动的合法性,更不能买卖以劳动为价值归宿的爱情。在《告状》的“受欺”一场中,王寿昌夸耀说:

  不下苦来不流汗,

  送门的租子堆成山。

  吃的是酒肉和白面,

  穿的是绫罗和绸缎,

  出门骑的是高骡大马,

  腰里装的是票子银元。

  受苦人谁能比上我?

  子子孙孙作富汉!12

  刘巧儿反驳道:

  哼!抽洋烟,耍赌博,好吃懒做就没个好下场!张百万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连稀饭糊糊都喝不上?我看你老人家呵,也得转变转变,要不,也会变成个二流子!13

  刘巧儿反感王寿昌的主要是他好吃懒做的二流子习气。因此,笔者不认为王寿昌的存在“使敌我矛盾更加鲜明,婚姻问题也更自觉地纳入阶级斗争的话语秩序”14。从总体上看,王寿昌并不十分令人憎恨,只是有些滑稽。与其说他是罪大恶极的地主,不如说他是有一定财产的老二流子。对于这个老二流子,作者有意识地用劳动伦理而非政治律令批判他。例如,无论在《告状》还是《团圆》中,王寿昌在最后的公审大会上都被赋予了发言权,这意味着他并未被视为外在于乡土的敌人。相反,他仍内在于这个空间,人们也仍在用该空间的伦理法则与他对话。所以,王寿昌并非破坏了民间秩序的黄世仁,他只是未能很好遵守这种秩序的捣乱分子,和农民的阶级斗争关系并不突出。相反,作者试图在轻松热闹的喜剧气氛中,用劳动伦理完成对食利阶层的批判,而马锡五在审判结束后想和王寿昌谈一谈这个细节15也暗示出他具有某种被教育的可能性。

  因此,在《告状》和《团圆》中,“地主-农民”的政治压迫关系被替换成了“劳动者-二流子”的道德伦理关系。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乡土社会对“劳动创造价值”的深刻认同。能否劳动不仅超越了金钱成为重要的择偶标准,也成为农民满怀尊严地与地主辩论的依据和处理公共事务的一般原则。因此,《告状》和《团圆》的叙事基本是在劳动伦理的框架内组织的。劳动在这两部作品中更多地表现为实现理想生活的手段,其终极目标是要“出了头”,以获得小生产者的现世安稳。

  当然,并不能否认这两部作品的叙事也是有政治性的,只不过其政治性来自“马锡五审判方式”所代表的边区司法政策的进步性。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核心的叙事,其要点在于“借助或利用群众舆论,将民间习俗中的赖婚巧妙地转化为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卖婚,与群众达成了共识”16,使人情和法理相统一。秦腔和说书表现的正是这个统一的过程。《团圆》的结尾把这一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咱们边区好地方,

  男耕女织人人忙!

  有吃有穿好光景,

  实行民主新气象!

  有些男女二流子,

  劝说改造全变样,

  买人卖人都不行,

  骗亲抢亲也不让,

  一听这书你明白,

  咱们大家喜洋洋!17

  在这段“卒章显志”的唱词中,没有提到任何爱情要素,其重点是“民主”和“改造”。“马锡五审判方式”之所以受拥戴,刘、赵之所以能团圆,恰是因为边区能够把“民主”(让群众参与审判)和“改造”(刘彦贵和赵金才虽被判刑,但马锡五强调“政府处罚你们,只是为的教育你们”18)贯彻在审判中。同样,《告状》最后的群众欢呼也表现出对“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称赞,尤其是对群众获得发言权感到欣慰:

  众人(鼓掌欢呼)

  ——这下可美了!

  ——这可把案断美了!

  ——要不是新政权,老百姓一辈子也说不上话!19

  问题是,相较于这种外部的政治性,乡土社会内部的劳动伦理本身是否有可能被政治化?换句话说,劳动除了是乡土伦理之外,是否可能被直接转化为政治资源?评剧《刘巧儿》正是在这方面提供了另一套叙述。

  2

  从田间地头到“劳模大会”:作为历史普遍性的“劳动德性”

  评剧《刘巧儿》一方面继承了《告状》和《团圆》对劳动德性的书写,另一方面,又提升和改造了这种德性。如果说劳动主题在秦腔和说书中体现为具体的耕作活动,那么在评剧中,劳动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一种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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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剧电影《刘巧儿》剧照:赵柱儿在劳模大会上抚摸发给他的钢笔

  评剧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刘巧儿和赵柱儿的相遇不是在田间地头这一日常劳动场所,而是在“劳模会”这个颇具象征性的场合。这个场合在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评剧电影《刘巧儿》中表现得更突出——当刘巧儿回忆初见赵柱儿时,电影给了赵柱儿一个特写:背景是劳模大会会场,在写着“劳模大会”的横幅下面挂着毛泽东画像,画面正中是赵柱儿佩戴大红花、手持奖品的高大形象。他仔细摩挲手中的钢笔,微笑着,踌躇满志地望向远方。这种场合体现出的“劳动”超越了狭隘的私人性和经济性,具有了政治性;相应地,赵柱儿也不再是一个成功的小生产者,而是变成了由政治权威命名的、具有榜样作用的“劳动英雄”。在此,电影运用镜头转换,把刘巧儿的个人回忆与赵柱儿的光辉形象拼接起来,从而制造了一个传唤20结构:刘巧儿对于赵柱儿的爱情意向性不单是靠后者的具体劳动实践确立的,而是从一开始就接受了政治力量的传唤。

  要理解这种传唤,需回到“劳动英雄”诞生的历史语境。“劳动英雄”在陕甘宁边区“1943年的大生产运动高潮中应运而生”21。在此前的1937—38年,边区政府及各抗日根据地虽然表彰过劳动能手,但“这一时期的劳动英雄及其事迹仍是个别的,没有形成有规模的运动”22,表彰活动“主要还是作为‘春耕运动’这项常规活动中的一种奖励机制”23。直到1941年边区遭遇财政危机,亟需组织农民发展生产的时候,“劳动英雄”才在大范围的劳模运动中发挥巨大作用。陕甘宁边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是农民吴满有。为了激发农民劳动积极性,《解放日报》刊发了数篇与吴满有相关的报道。在这些文章中,吴满有的劳动德性得到了极高赞誉。他不仅劳动技术过硬,善于多种经营,而且比常人加倍勤勉:

  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他和一般农夫一样种庄稼,为什么收粮比人家要多呢?据他庄子上的农民说:第一,起身比谁都早,睡眠比谁都迟,天还没有亮,他就喂牛上山;天已黑了,才从地里回来,真能受苦;第二,冬天没啥事做的时候,勤于捡粪,自己又会养羊养牛,肥料比人家多……第三,庄稼出了苗的时候,有的农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最多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谷子自然就长得旺;第四,地耕得深,别个农户一般的都是镢土五寸深,他却至少七寸深;第五,打土的时候,一定打得很碎,不妈糊24;第六,耕地下种,都很适时,不早也不晚。因为他有这些优点……他就是比别人多打粮六分之一。25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报道并没有回避劳动致富的正当性,而是予以肯定,赞扬他“‘光景’越过越好,娶媳嫁女,衣暖食饱。去年已由政府鉴定,家庭成份已从贫农上升到中农了”26。也就是说,他已经熬“出了头”,成了乡村生活中的成功者典型。

  然而,对劳动的阐释并未止于此。《解放日报》在宣传吴满有致富的同时,还极力宣传他超越私利的一面:

  去年他收麦子十八市石,粗粮二十七市石(合细粮十六石二斗),却缴了公粮十四石三斗,公草一千斤,公债两次一百五十元,公盐代金六百六十五元,庄上的人对他说:“老吴哥,你出的太重了。减掉些吧!”他却说:“革命时期,八路军保卫咱们的边区,人家在前方流血,我们不过只多流些汗,亏你还好说重?”于是大家就佩服他的见识,踊跃向公家送粮了。27

  因此,吴满有在官方话语中是一个双重形象。他既是成功的小生产者,又“是从革命里爬起来的”“忘不了革命的好处”的模范公民。28如果说前一形象可以用“经济人”界定的话,后一形象则是典型的“政治人”,它表明劳动可以超越“私”,进入“公”的领域,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与军事斗争提供巨大的群众力量。1943年3月10日,《解放日报》在答复读者赵长远的来信时更加清晰地界定了“吴满有方向”,明确指出它“包含经济的和政治的两方面意义”。经济上,“吴满有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富农经济的合法性;但在政治上,吴满有又不是“普通的富农”,而是“革命的富农”,他能够“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拥护边区政府的法令和共产党的号召,多出公粮并认真进行优抗工作”。29可以说,劳动在他身上融合了两种精神:一是代表小生产者经济主义理想的“勤劳精神”;二是作为边区模范的“革命精神”。前者关心如何致富,满足个人和家庭利益,后者则关心如何用政治共同体的利益来涵纳私利。

  评剧《刘巧儿》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劳动的“革命精神”。在秦腔和说书中,变工队的歌声表现的还是劳动的初始含义,即勤劳致富,但在评剧中,歌的内容明显发生了变化:

  众人:(内声)一片青苗肥又壮,

  把把锄头闪银光。

  锄得净,长得强,

  多打粮食支援前方;

  支援前方、打胜仗,

  赶走强盗、卫国保家乡。

  一片青苗肥又壮,

  把把锄头闪银光。

  锄得净,长得强。

  家家户户粮食满仓。

  粮食满仓,有指望,

  丰衣足食,人人喜洋洋。30

  显然,“劳动”带来的政治效果—支援前方,抗击侵略——已经跃居于“粮食满仓”“丰衣足食”等私利之上了。作为个体经济行为的劳动已经和军事斗争等集体政治行为融为一体,实现了“耕”与“战”、“农”与“兵”的对接。

  劳动的政治化不光表现为更新了劳动性质和目的,更关键的是,劳动主体本身得到了政治化建构。这首先表现在劳动者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虽然劳动被认为是美德,但由于剥削制度的存在,劳动又往往被视为“命苦”。但当劳动融入集体事业之后,命定论的锁钮便解开了。劳动不再受命运的摆布,而是被赋予了与命运进行集体抗争的历史意义:

  我们为什么欢迎工作和劳动呢?因为我们是为革命而劳动,为革命而工作,我们的劳动和工作是为了中国民族、被压迫阶级、以及全世界人类的解放,也是为了自己的解放。我们为着这样伟大的目的而工作、劳动,实在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31

  劳动从命定行为升华为抗争的政治行为,给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带来了巨大转变。他们终于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就是丰衣足食,这是什么人搞的?就是这些劳动英雄们手里拿着锄头、斧头、鞭子、剪刀创造出来的。离开了他们,便没有丰衣足食。离开了他们,就不能生活……离开了他们,便没有社会,便没有国家。劳动英雄的代表们,只有你们才配被人尊敬,被人爱护,你们才是真正的人才,人人应该向你们学习。32

  可见,劳动的意义和劳动者的地位直接从国家和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历史创造的层面得到了确证。历史被重新书写了:历史不再由精英所创造,国家与社会也不再为统治者所垄断。相反,它们应该成为劳动者共享共治的空间,它们的一切资源都由劳动者创造,因此也应该恢复劳动者对它们的主权。

  劳动者与统治者位置的翻转激发了农民的主体意识,他们终于能够像吴满有那样,“伸直了腰身,洗去了屈辱”,获得“成家立业,独立做人的机会”。33因此,田间的赵柱儿和劳模会上的赵柱儿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前者只是为了生计而劳动的农夫,后者却已走进更广阔的历史,他的劳动不仅具有改善日常生活的意义,更具有创造历史、挑战传统秩序的意义,意味着农民为自己赋权。赵柱儿改名因之也具有了象征意味。“赵柱儿”显然只是乡土中的代号,而“新起的学名叫赵振华”34,“振华”这个名字将个人价值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使精英史观下无知无识的农民承担了建设民族国家的政治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超越了它的经济主义定位,成为“尊严政治”的表现形式。

  因此,刘巧儿在劳模会上见到的赵振华远非普通的赵柱儿,劳动本身也被附加了多重政治含义:它既是边区经济建设和军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塑造劳动者主体意识,赋予其政治尊严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刘巧儿对赵振华的爱慕也就不只基于个人幸福,还具有政治意味。在“小桥送线”这个唱段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生活性与政治性的相互渗透:

  上一次劳模会上我爱上人一个,

  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

  人人都把他夸。

  从那天看见他我心里放不下,

  因此上我偷偷地爱上了他。

  但愿这个年轻人呀,他也能把我爱,

  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

  又织布、纺棉花,我们学文化,

  他帮助我,我帮助他,

  争一对模范夫妻立业成家。35

  在《告状》中,刘巧儿同样有一段未来想象:

  巧儿从幼年许了人家,

  谁知道我女婿是个傻瓜,

  听说大又给我另外定亲,

  这一件终身事日夜牵挂,

  有谁保那人儿不憨不傻,

  有谁保那人儿会务庄稼,

  盼只盼那人儿不打不骂,

  望只望那人儿和气待咱;

  夫妻们勤劳动努力生产,

  我二人一条心立业成家。36

  在这段想象中,巧儿仍把幸福寄托于父亲“定亲”这种他律性因素,因此对命运充满了不确定和无奈感。虽然结尾也提到“夫妻们勤劳动努力生产,我二人一条心立业成家”37,但和评剧唱段相比,乐观的气氛要微弱得多。乐观主义之所以在评剧中如此浓厚,恰恰是因为巧儿的未来想象不是寄托在父亲为她择偶,而是寄托在劳模赵振华身上。如果说父亲指派的不知名的丈夫代表偶然的婚姻关系——它充满了风险和不测,顶多能够成就平淡的私人生活——劳模会遴选出的赵振华则因其兼具“勤劳精神”和“革命精神”,个人情感生活与集体政治目标得到统一。因此,刘巧儿没有停留在俗常的“成家立业”,而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模范夫妻”的新要求。在毛泽东看来,“模范”有三种作用,一是“带头作用”,即能够做榜样,使人学习;二是“骨干作用”,即“成为群众中的核心”,积极推动工作;三是“桥梁作用”,即成为“上面领导人员与下面广大群众之间的桥梁”。38当“夫妻”被冠以“模范”二字时,原本局限在家庭内部的私密关系也就被公共化和政治化了。“模范夫妻”不仅要处理小家杂务,还要处理大家公务,作为中央和地方、官方和民间的枢纽发挥作用,扩散移风易俗的影响力。这就使小家庭内部的生产劳动跟上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推动了边区的建设。

  此外,在巧儿的想象中还出现了“文化”这个新因素。在评剧电影《刘巧儿》中,“文化”通过赵柱儿荣获的钢笔得到了象征式呈现。赵柱儿在众多奖品中唯独深情抚摸了这支钢笔,可见它对于赵柱儿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这个意义在于,赵柱儿再也不像传统农民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体力劳动者了,他还有了对于文化的渴望。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及赵柱儿的改名。“柱儿”显然是随口叫出的代号,而“振华”则是能形之笔墨的名字。这一改动意味着他可以用双手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正是摩挲钢笔的象征功能——而无须让他人决定其命运。因此,通过劳模会,赵柱儿圆满完成了他劳动主体的建构。他在抚摸钢笔时投向远方的目光也预示着他将会走得更远,实现更宏伟的目标。从劳动英雄的实际经历中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例证。例如,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事业往往就是由各地劳动英雄组织的。通过他们领导,农民拓宽了视野,不再是“一满黑洞洞的”,而是懂得了世事。39劳动英雄因此成了“一个村子、一个区县的人民领袖”。他们“一方面反映了群众的需要,一方面也容易推进一定地区的工作”。40从宏观来看,这种转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挑战了农村的历史结构,即领导力量一直被士绅垄断,农民因不会读写而被剥夺了权利。因此,赵柱儿和钢笔形成的联系实际上从象征层面揭示出:边区的农民不仅能经济翻身,也能文化翻心,成为能够自主自决的阶级。

  “文化”对刘巧儿的吸引也正在此。经过“劳模会”的“传唤”,刘巧儿已经不满足于富足的小生产者生活了,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升华为有觉悟的生活。这种觉悟不仅在于重新理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还在于重审自身的主体状态。劳模会上的赵振华构成了刘巧儿本人的未来镜像。她从赵振华身上看到了某种巨大的可能性,即通过“学文化”摆脱依附地位,突破传统加诸妇女的各种局限。因此,刘巧儿所向往的婚姻既符合男耕女织的传统想象(“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又超越了惯常的男女分工。通过共同“学文化”,男女关系趋于平等互助(“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妇女不再被局限于灶间炕头,而是一样能走进公共政治空间。

  总之,“劳动”在刘赵二人的爱情中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和同题材的秦腔与说书相比,评剧《刘巧儿》中的劳动不仅是“勤劳致富”的个人实践,更是高度政治化的价值观念。正因为劳动的性质和目的变了,所以剧中的爱情与婚姻也就不单是对小情小爱的呈现,或是基于“过日子”的朴素信念对世俗生活的一般描绘,而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整个阶级翻身翻心、追求幸福的元叙事。

  3

  “广场爱情”的“公”与“私”

  在传统戏曲中,婚恋问题往往在私密空间中产生和解决。在“产生”方面,爱情往往发生在女性幽闺或后花园中。通常,男女主人公通过互赠信物或吟诗抚琴传递爱意,顶多有一个丫鬟充当使者。这在以《西厢记》为代表的戏中非常突出;在“解决”方面,爱情的瓜熟蒂落往往表现为男女私订终身,以状元及第或奉旨完婚的方式,使两性情感最终落实在小家庭的构建中。41

  但在评剧《刘巧儿》中,婚恋叙事完全没有在私人层面展开。尤其在最后一场戏中,刘巧儿和赵柱儿的婚恋问题最终是在乡政府大会上通过群众辩论解决的。在这个公共政治空间中,形成集体和个体并置的戏剧场景。群众并不是把“刘巧儿团圆”当成外在于自己的事情,而是通过她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正如剧中那些妇女们所说的:“支持他二人的胜利,与我们全体妇女都有关系!”42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被建立起来,归根结底是因为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改变。但人际关系的改变不是自发的,其动力显然存在于“政治”之中。这种“政治”就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社会革命。

  乡村人际关系的向心化,给创造崭新的共同体提供了条件。个人和集体成了一体两面,双方在情感取向、价值追求等领域均达成了一定共识。所以,刘、赵二人对这场婚恋官司的态度很容易和群众对共同体的想象勾连起来。剧作者独具匠心地把婚恋问题的解决放在这个场合,把它扩大为集体辩论,使私人情感纠葛变成了群众对王寿昌、刘彦贵和刘媒婆的总批判。王寿昌和刘彦贵因为买卖婚姻,刘媒婆因为游手好闲均受到了乡土社会的舆论谴责:

  (骂王寿昌)

  王寿昌花言巧语实可恨,

  仗钱买人是实情!

  王寿昌,老祸根,

  捆人的绳子埋人坑,埋人的坑!

  (骂刘彦贵)

  你这醉鬼没理性,

  前后包办她婚姻。

  贪财卖女无情分,

  你脸比城墙厚几分!

  (骂刘媒婆)

  好吃懒做不把正事干,

  给地主当狗腿坑害青年!43

  因此,刘、赵对婚姻的捍卫实际上涵纳了群众对新的政治理念的积极接受,以及对善恶忠奸等传统伦理观念的坚决捍卫。个人和群众的相互声援在剧本中也获得了明确的体现。在这场戏结尾,刘巧儿的独唱和群众的合唱彼此应和,形成了前后呼应、往复回环的唱腔结构:

  妇女们(齐唱)巧儿呀,巧儿呀,

  咱们都是女儿家。

  过去的苦处受得够,

  生死婚姻自己不能当家。

  如今妇女解放了,

  铲除封建靠大家,

  谁要把婚姻自主来侵犯,

  坚决斗争反对他。

  刘巧儿 (唱)姐妹说话我听真,

  句句金石记在心。

  婚姻自主要争取,

  自己事怎能够靠别人。

  我爹他贪财卖女心肠狠!

  众人(唱)要求政府来处分。

  刘巧儿(唱)回身我再把王寿昌叫,

  你本是封建的老祸根。

  把妇女不当人随便买卖,

  多少人葬送在强迫婚姻。

  这样的人就该受政府审判!

  众人(唱)铲除掉封建根莫要放松。

  刘巧儿(唱)刘媒婆东撞西骗害妇女。

  众人(唱)彻底改造做新人。

  刘巧儿(唱)我跟柱儿两情愿

  他愿意我喜欢恩重情深。

  赵柱儿,劳动好,

  我坚决要和他配成婚姻。44

  在这里,传统的戏曲对唱得到了改造。传统戏的对唱往往在两个具体人物间展开,但此处的对唱双方却被置换为个人与群体。刘巧儿独唱的是个人经历,群众合唱则使之上升为妇女的普遍生活,起到了从私人经验中总结政治和伦理法则的作用(“铲除掉封建根莫要放松!”“彻底改造做新人!”)。正因此,巧儿发自内心的声音也就变成了站在一定政治和伦理高度上的群众的集体声音。两种声音彼此激荡,其象征意义在于:个人情感话语和集体政治话语、伦理话语贯通了起来,作为私人事务的婚姻成功地涵纳了作为公共事务的政治与伦理。反过来,“公”又提升了“私”,使之重新嵌入对乡土社会结构的改造与重塑之中,获得了某种历史普遍性。

  4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期编演的现代戏大都以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为题材。为了加强鼓动性,这些作品往往“从概念出发,即从当前的政治口号出发”,“把生活简单化,使人物的行动来适应作者的需要”,45导致了普遍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人们感到“作品缺少应有的感动人、鼓舞人的力量”,“把人民生活中本来非常丰富的,生动活泼的、新鲜的事物写成单调的、乏味的、千篇一律的公式,把本来是有血有肉的,有思想,有性格的,在一定环境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人写成没有血肉的,无性格、无思想的,完全任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像木偶似的人物”。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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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剧电影《刘巧儿》剧照:新凤霞饰刘巧儿

  《刘巧儿》之所以能跳出窠臼,恰恰是因为它依靠宣传《婚姻法》的运动,巧妙地把国家层面的“刚性叙事”和日常层面的“柔性叙事”、个人情感和集体政治融合起来,提供了一种爱情叙述的新的可能性。它既强化了爱情与婚姻的感性的、身体的一面,又把爱情与婚姻的产生、发展和解决从个人及家庭里解放出来,为之提供“广场式”的戏剧背景。内在感情由此外在化,使两性关系融入更广阔的社会网络中,激发出私密情感潜在的社会能量,使“公”与“私”达到相互依存的状态。在这一点上,评剧《刘巧儿》和同题材的秦腔与说书相比,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它在人物刻画、情节设置等方面的精细化程度更高,对主题的开掘也更深。特别是对劳动德性本身的政治化,使刘巧儿的故事在原先的法律主题之外,获得了激发社会主义新人主体意识和创造历史普遍性的元叙事意义。正是这一点奠定了评剧《刘巧儿》在新中国人民文艺中的经典地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编号:17ZDA270)的阶段性成果]

  1    刘巧儿的故事原型是:陇东华池县张邦塬农民封彦贵在女儿封芝琴四岁时与张湾村张金财之子张柏儿订亲并索取了彩礼。但到封芝琴十八岁时,封彦贵嫌彩礼太少,意欲赖婚。他一面退婚,一面又把女儿许给张宪芝之子为妻。张金财将封彦贵告到华池县政府,司法处以父母包办为由撤销了前后两次婚约。1943年2月,封芝琴和张柏儿自愿重续婚约,又遭其父反对,同时,封彦贵又暗将女儿许给庆阳县地主朱寿昌。张金财闻讯纠集村民将封芝琴抢走与张柏儿成亲。封彦贵遂状告张金财,县司法处以“抢亲罪”判处张金财半年徒刑并宣布婚姻无效。封芝琴遂向陇东专员马锡五申诉。马锡五通过调查,最终以包办婚姻罪判处封彦贵半年劳役,以抢亲罪判处张金财半年徒刑,宣布封、张婚姻合法。参见封芝琴:《回忆马锡五同志》,政协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148页。

  2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76页。

  3    袁静:《延安生活片段》,任文主编:《延安时期的日常生活》,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8—79页。

  4    新凤霞:《评剧〈刘巧儿〉的创作过程》,《戏剧报》1955年第2期。

  5    同上。

  6    袁静:《刘巧儿告状》,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12页。

  7    同上,第11页。

  8    韩起祥口编、高敏夫记录:《刘巧团圆》,东北书店1947年版,第32—33页。

  9    袁静:《刘巧儿告状》,第7页。

  10  同上,第8页。

  11  北京市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何孝充整理:《刘巧儿(评剧)》,宝文堂书店1958年版,第61页。

  12  袁静:《刘巧儿告状》,第8页。

  13  同上。

  14  吴雪杉:《塑造婚姻》,《读书》2005年第8期。

  15  韩起祥口编、高敏夫记录:《刘巧团圆》,第59页。

  16  吴雪杉:《塑造婚姻》。

  17  韩起祥口编、高敏夫记录:《刘巧团圆》,第63页。

  18  同上,第59页。

  19  袁静:《刘巧儿告状》,第55页。

  20  关于意识形态的“传唤”作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367页。

  21  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9页。

  22  韩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9年第1期。

  23  路杨:《劳动的诗学——解放区的文艺生产与形式实践》,北京大学2017年博士论文,第112—113页。

  24  即“马虎”,原文如此。

  25  《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26  同上。

  27  《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一个模范的公民》,《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28  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29  《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的信》,《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30  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何孝充整理:《刘巧儿(评剧)》,第21—22页。

  31  穆挺:《“辛苦”与“命苦”》,《解放日报》1943年5月18日。

  32  《高岗同志在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与生产展览会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1月27日。

  33  《吴满有——模范公民》,《解放日报》1942年5月6日。

  34  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何孝充整理:《刘巧儿(评剧)》,第23页。

  35  同上,第18页。

  36  袁静:《刘巧儿告状》,第7页。

  37  同上。

  38  毛泽东:《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解放日报》1945年1月12日。

  39  例如安塞县马家沟村在劳动英雄陈德发的领导下成立了读报组。村民通过读报,“对春耕的准备更紧张,对模范区的创造更有计划有认识了”。“他们读了‘怎样组织起来’,不但在道理上认识组织起来的重要,在讨论中又具体地研究了本村的变工队,各组间互相竞赛督促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的社会教育》,《新华日报》1944年6月6—8日,参见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149页)

  40  周而复:《人民文化的时代——陕甘宁边区文教运动的成果》,《群众》第10卷第3、4期,1945年3月8日,转引自毛泽东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42—43页。

  41  例如,在汤显祖的《牡丹亭》最后一出“圆驾”中,杜丽娘和柳梦梅正是在皇帝的诏令下奉旨完婚的:“朕细听杜丽娘所奏,重生无疑。就着黄门官押送午门外,父子夫妻相认,归第成婚。”汤显祖:《牡丹亭》,徐朔方、杨笑梅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7页。

  42  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何孝充整理:《刘巧儿(评剧)》,第54页。

  43  北京首都实验评剧团集体改编、王雁执笔、何孝充整理:《刘巧儿(评剧)》,第59—61页。

  44  同上,第62—63页。

  45  萧殷:《深入个别观察,克服概念化和公式化》,河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进一步繁荣文学创作》,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6—67页。

  46   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原载《文艺报》1956年第5、6期,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组编:《文学理论学习资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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