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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 80 年代

文艺理论与批评 · 2021-10-18 · 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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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需要我们去回答的一个“真问题”是1980年代塑造的这一套关于“人”“现代”“文学”等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覆盖力和影响力,这一效能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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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近年来,80 年代研究成为学界热点,成果不断涌现。贺桂梅教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便是重要的一种。2021年3月,该书第2版问世,以此为契机,2021 年 5 月 8 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第 41 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本次论坛以“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 80 年代”为主题,邀请贺桂梅教授担任主讲,祝东力、卢迎华与杨庆祥三位学者担任对话嘉宾,以期重估 80 年代的思想价值,重建批评话语。本刊特刊发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鲁太光:大家下午好!欢迎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参加第四十一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本期论坛主题是“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我们从贺桂梅老师修订再版的研究80年代思想文化的著作《“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下简称《“新启蒙”知识档案》)出发,讨论有关80年代的一些核心议题。首先请贺桂梅老师发言。

  贺桂梅:感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提供这么好的讨论平台。非常高兴有机会邀请到祝东力、卢迎华、杨庆祥三位老师一起讨论。1998年我决定把1980年代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后来题目定为“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大概在1999年,我看到了祝东力老师的《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回去仔细阅读后特别喜欢,这本书是《“新启蒙”知识档案》最重要的对话对象,对其中很多章节都有重要影响。另外,我和祝老师选择的批判位置相近,我们都有着“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卢迎华老师最近组织了非常有影响的展览“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她也多次提到需重新探讨1980年代,卢老师的讨论可以从艺术研究的角度对1980年代提出独特看法。杨庆祥老师关于1980年代文学的史料、作家研究都非常有独创性,也能与我的研究构成对话。今天讨论的主角不是《“新启蒙”知识档案》,而应当是1980年代。我先简单分享下《“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内容与特点,然后提出一些我觉得值得展开讨论的问题。

  《“新启蒙”知识档案》以一种独特的角度进入1980年代,它研究的是1980年代的六个思潮,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潮史研究。我对“思潮”的理解比较特别。在我看来,思潮并非作家刻意计划的结果,而是大家在不同领域针对共同的社会现实议题进行言说、书写,不约而同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理念、态度与立场,从而生成了具有一定同一性的思潮。思潮涌动,社会思想与文化如波浪般往前推进,是1980年代非常显著的特点,1990年代至今我们很难再看到类似的情况。1980年代的思潮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跨学科性”,比如谈人道主义,文学创作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美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都会参与到这个思潮中。跨学科、跨专业也是1980年代很重要的特点,彼时专业区分尚不明晰,学科领域正在成形,处在一种混融的状态。所以,倘若要对1980年代的某一思潮做总体的描述与分析,我们首先要具备跨领域的视野。仅仅从某一专业领域切入,只能把握到思潮的一个面向。跨学科的视野使得我这本书并不那么像纯粹的文学研究,文学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但也会涉及美学、理论、批评甚至是民族史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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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 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 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

  我在分析这六个思潮时,会尽量把握最为核心的共同议题、理念,以及不同领域人们对它的理解方式,既关注其基本共同点也关注其内在差异性。第一章处理的是人道主义思潮,涉及的议题是何为“人”、何为“人性”,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依然值得追问。但1980年代不同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是有限度的,他们对“异化”的揭示与抨击,对“人性”的浪漫化想象,强调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我决定的“人”的主体状态,实际上主要都针对着1940—70年代的阶级论话语;第二章讨论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触及的议题是何为“现代”、何为“现代性”、什么样的文学才是“现代的文学”;第三章分析“寻根”文学思潮,核心问题是什么是“中国”、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如何表述;第四章谈“文化热”,中国文化在1980年代常被认为是“不现代”的,当时谈论中国文化更多是为了批判它,目的是要完成文化的“现代化”。这背后存在着一个特别明显的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框架;第五章讨论“纯文学”思潮,关键议题是何为“文学”。1980年代可谓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文学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时期。但那时候的作家强烈要求文学的纯粹化,要将其他“赘余”的东西都甩掉,最后导向的是“文学就是形式”“诗到语言止”。在这样一个文学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文学反而追求的是如何自我封闭、脱离现实。今天文学的“内卷化”、作家丧失了与现实对话的基本能力,很大程度上与这一“纯文学”的知识体制紧密相关;第六章处理“重写文学史”思潮,我将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老师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经典文本,由此展开讨论,分析他们如何理解“二十世纪”“中国”与“文学”,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如何“重写文学史”。在分析中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以“现代化范式”来“重写”20世纪中国历史,不只是中国文学研究界、现代文学学科领域内部的取向,而是一种具有全球性的趋势。“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书写中国现代史的全球性新范式在中国的具体实践,与之相伴的是“新体制、新学人、新范式”的生成。当时的研究者、知识分子更愿意将自己称作“学人”,但他们并不完全具备一种“既内且外”的批判意识。

  这本书所研究的时段集中于1983—87年,这也是我比较自觉的选择,为的是避免将1980年代作为一个整一化、单质化的对象。事实上,其中不同时段有不同特点。1977—83年发生的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段的主导性话语还是正统的、官方式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当时整个文学界都试图冲出这一话语的限制。1983—87年是1980年代最具标识性的主导知识形态“新启蒙”的形成、定型期。但这一稳定期很短暂,1988年后出现了新的变异,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愈发明显,“新启蒙”的整一性开始自我瓦解。我集中关注1983—87年这一时段,不只是因为这一时段中定型的“新启蒙”知识形态是1980年代的标识,更在于这一套知识形态所塑造的关于“人”“现代”“中国”“文化”“文学”等的知识在此后四十年中占据了主导位置,成为一种作为“新主流”的知识体制。比如,这一时期出现了三批作家:有着“右派”经历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等,知青作家如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等,以及“60后”作家如余华、苏童、格非等。他们能在“新启蒙”这一点上达成共识,相信进化论,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我把他们称作“80年代人”,他们是由1980年代的语境所塑造的。这四十年来占据文化舞台中心的还是这批人,这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能力强,而是因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时段中把握住了“新启蒙”话语这一“新主流”。

  1998年,作为年轻的在读博士生,我在选定博士论文题目时非常关注1990年代正在发生的那些论争,特别是“新左派”与“新自由派”的论战。当时我们能清晰地体认到论争所处的中国语境、所关心的中国问题,可是包括论争参与者在内,大家都不能给出明晰的回答。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知识界也有了比较多的跨国交流,加上我自己需要超越青春期的状态,这些因素共同促使我开始反思自己、反思历史,试图为自己找到一个研究的主体性位置。在最初的设想中,我不愿意把博士论文做成纯粹的文学研究,而更希望关注一些思想性的问题,于是选了1980年代思想与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当时人们普遍认为1980年代是“第二个五四时代”,于是我将题目定为“80年代文学与五四传统”,初衷是解构这一命题,指出1980年代与五四时代的勾连是人为塑造的结果。但实际上我对思想史、对五四新文化及其接受史了解都不多,最后论文成了关于“1980年代为何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的详细论证,与我的初衷相违背。

  博士论文写完后,我花了十年时间将其推翻重新做过。在此过程中,我想知道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并不断尽全力去摸索、把握那个问题,推进对问题的思考,就如在森林中不断找寻出口的人。所以整本书最终呈现出的思路与讨论方式都比较缠绕,但我意识到这样讨论对我是有效的,有助于回应那些“真问题”。在重写过程中,我自己做出了一些调整。一是调整了看问题的方法,不再去论证“1980年代为何与如何是第二个五四时代”,而是去讨论为什么1980年代在构造新论述、论证其合法性时需要借助五四传统。同时我发现1980年代所呈现出的五四话语并非照搬五四时期的叙述方式,而是以一套新的话语“现代化理论”作为支撑;二是更新了自己的理论谱系。这本书比较多地用到了两种批判理论谱系,并试图将二者结合:其一为福柯、阿尔都塞、杰姆逊、曼海姆等文化批判理论家的理论,这一谱系偏微观。另外则是沃勒斯坦、阿锐基等的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一种偏宏观的大视野。由此最终形成了2010年版的样态。2021年的修订版,我试图让我的问题意识变得更加清楚。我几乎重写了绪论与结语,大幅度重写了第一章对人道主义思潮的研究和第三章对“寻根”文学思潮的讨论,这些改动使得我的问题意识变得更为明晰了。其他章节基本保留原貌,主要在语句上做了修订。这是关于这本书写作与修改情况的简单介绍。

  关于1980年代,我觉得还有三个方面的相关问题值得深入讨论。

  第一,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也是我在此次修订中逐渐意识到的问题。这本书所讨论的1980年代的六个思潮,可以称作文学思潮,也可视为人文思潮,它们涉及文学、文化、历史,表达的是社会情绪、价值观念。我的做法是逆向、解构式的,我要讨论情绪背后的社会语境、情感表达的历史条件,探索叙事用于构造自身的话语形态、价值是通过什么样的知识表达出来的,实际上是讨论知识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我将其称为“知识社会学”。最后我发现,构成1980年代中期“新启蒙”思潮内在同一性的东西是一种对现代化的理解,可以把它叫作“现代化范式”或“现代化理论”。

  在书中,我尝试去追溯“现代化”作为一套知识是如何构造出来的。所谓“现代化理论”,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1960年代,美苏在争夺新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界构造出来的一套新的关于发展的叙述。这套叙述认为,所有社会都可以被分为“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所有国家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现代社会”,而为了进入“现代社会”,他们可能要先接受一些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国家的援助。同时也认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是完成文化“现代化”。这实质上是一种美国知识界和政府针对第三世界的全球性政策,而这种叙述构造非常成功,以至于最后成了一种全球意识形态,替代了社会主义特别是苏联塑造的一套革命理论。1980年代我们认为“现代”的东西就是好的,认为中国是不“现代”的,而西方是“现代”的榜样。我们把这套“现代化范式”视为常识、价值观,但其实这是一种普遍化了的西方式的社会观和人文观,作为知识表述携带着冷战的历史背景。当然,我这么说可能会有人不同意。比如陈平原老师认为,当时他们就是要追求以一种全新的“现代化范式”来重新讲述历史,但他并不同意将这套“现代化范式”追溯为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界的构造。其实这其中的知识轨迹还是可追溯的。

  我想强调的是,1980年代这些看起来激情四溢、影响广泛的人文学、人文思潮,其对于人文、社会的理想并不是自己独创出来的,而实际上是以一套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现代化范式”作为模板的,当时人文学界很少能够自觉意识到这一点。而人文学如果不能对其背后的社会科学的背景和理论做出根本性的挑战,那么这种人文学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要对1980年代的人文思潮进行知识社会学的考察。1980年代是人文学占据主流的时期,文学因此变得格外重要,但在1990年代,社会科学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开始谈文学的边缘化。今天人文学界能够“出圈”的学者很少,能够回应中国问题的更多也是社会科学的学者。这些都促使我去思考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我对1980年代的判断,也基本建基于此。我认为1980年代是激情洋溢、精神饱满的年代,它令人怀念;但它用以塑造对于人、人的更美好的社会生活、人的能动性的想象的一整套知识是陈旧的,并且在今天越来越无用,这些知识难以回应当下的中国问题。

  第二,从“重返”到“重估”1980年代。1998年张旭东老师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重返八十年代》,后来程光炜老师主编了一本书叫《重返八十年代》,包括我在这本书修订版所附的访谈中也用了“重返”一词。今天重新反思,“重返”之中其实包含着某种价值取向。我们之所以会不断想要返回1980年代,是因为我们觉得1980年代是被外力中断的、“未完成”的年代,它所塑造出的美好的“梦”还可以继续被推进,而这个“梦”本身似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种“未完成感”长期存在于1990年代,是人们对1980年代的一种普遍的感觉,也是“重返”背后所包含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认知。而我今天特别强调“重估”,是想强调1980年代真的过去了、成为了历史——不论我们对它多么有感情、多么愿意怀旧、多么觉得那个“梦”还是“未完成”的。我的许多朋友都或深或浅地亲身经历过1980年代,他们对1980年代特别有感情,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不了我这么冷静、有距离地分析1980年代;但我遇到的许多年轻学生,他们本身对1980年代没有太多经验,他们反而会愿意通过这本书所提供的材料看那个年代是怎么回事。这让我意识到1980年代不再是一种现实,“重返”的冲动应该结束了,我们真的应该将其视为一段历史,客观地对其进行“重估”。

  我们“重估”1980年代所站立的当代性位置是21世纪置身于全球语境中的中国。“当代性”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局势、不同时段中人们对“当代性”的理解也有不同。21世纪与1980年代理解的“当代性”当然也不一样:1980年代强烈地追求“现代化”,认为中国不够“现代”;那种感觉在今天已经消失了,今天的中国人大概会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足够“现代”,所以我们会对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刻的乡愁,会去思考什么才是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主体姿态。21世纪的“当代性”是我们“重估”1980年代的起点。但1980年代不是可以被简单抛弃的,它构成了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必须去思考如何才能重新释放1980年代内在的精神气质、情感动能。

  第三,“启蒙”的实质性内涵与“人文学的想象力”。“人文学的想象力”是我在2005年时就提出的一种说法,当时是受批判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启发。他强调“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要批判“现代化范式”中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封闭的自我循环:先预设研究初衷,然后刻意选取研究对象去做一点调查来印证预设,结论与预设初衷完全一致。他认为这套社会科学体制已经失效了,所以要提倡一种能力即“社会学的想象力”:能够将具体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同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建立起关联。在这里,“想象力”类似于一种“跳板”,经由经验性的东西“跳跃”,从而把握住比理性更高的实质性的内容。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也说我们需要“历史学的想象力”“人类学的想象力”。所谓“历史学的想象力”,是指我们需要意识到今天的我们是历史地形成的,其中包含着偶然和必然的成分;所谓“人类学的想象力”,是指今天社会人群的组织方式并不是唯一的,事实上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人类社会组织形态。我仿照这些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提法,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

  提出“人文学的想象力”,其实也是基于我对“当代性”,即对21世纪中国、21世纪人文语境的理解。今天,我们面临着人文思想、人文能力的深刻危机。1980年代的人文知识其实就是19世纪欧洲的人文知识。在欧洲语境中,这种人文知识讨论的是在“上帝死后”人如何依靠自己在世界上生活、如何自我修复与自我成长,歌德式的“成长小说”要回应的就是这些问题。而最近十余年是人类历史上发生大变革的时期,媒介革命(人前所未有地生活在虚拟世界中,互联网与自媒体塑造的虚拟世界前所未有地侵占人们的现实生活)、技术革命(人工智能与基因工程)、空间革命(在陆地与海洋之外发现了新的人类文明空间,表征之一为科幻文学的兴起),都使得人处在前所未有的变化状态中。由于未能主动把握这种变局,人常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中。所以今天抑郁症成为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疾病”,但在过去这并不算是一种“疾病”。今天更多谈论的是“后人类”“人的消失”,但我们同时需要在这个时代召唤真正的“人文学的想象力”,召唤一种人把握住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能力。

  在此基础上回到何为“启蒙”的问题。“启蒙”的实质性内涵是什么?这个问题到今天也是非常迫切的问题。康德说,“启蒙”就是摆脱人自身的不成熟的状态,要有勇气运用理性去认识自己。但康德的问题在于他将精神气质的问题变为了知识的问题。福柯试图与康德对话,他说“启蒙”的实质性内涵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气质,而不是一些论述、知识;“启蒙”的实质是关于我们自身的批判的本体论。福柯由此提出知识考古学与知识谱系学:考古学是要弄清我们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的,我们为什么这么说、这么行动;谱系学,则是在弄清我们今天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的历史条件之后,去改变其中偶然的、专断的、可改变的东西,在现有条件下去探索属于我们的自由。由此,福柯将启蒙的问题变为自由的问题。敢于认识自我的精神气质,强调人在现有条件下的能动的理性的能力,正是我所说的“人文学的想象力”。今天我们在“当代性”的视野中“重估”1980年代时,这可以成为联结起今天与1980年代的一个接续点。简单来说,1980年代的那一套知识是陈旧的、可以批判否定的,但1980年代追求认识自我、追求属于人的生活的内在精神气质则可能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鲁太光:谢谢贺老师。贺老师对《“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写作框架、方法、初衷等做了概要讲述,又提出了可以进一步讨论的三个问题领域,打开了讨论空间,令人期待。下面,我们请祝东力老师发言。

  祝东力:贺老师和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这个活动,这个话题也是我感兴趣的。首先要感谢贺老师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才有今天的论坛,另外我之前写的一本小册子《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以下简称《精神之旅》)也是因为贺老师这本书有所提及,知道的人稍微多了一点——出版的时候应该说毫无影响。

  今天给我的身份是对话人,我就按自己的思路谈一下,大概三个部分:第一,对1980年代的看法。《精神之旅》是1995年写的,在第一家出版社遇到点问题,放了段时间,后来换了出版社,所以1998年才出版。后来对1980年代的看法又有比较大的变化。我先谈一下我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对1980年代思潮的看法;第三,对贺老师这本书的一点粗浅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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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8 年版

  应该说我是经历过1980年代的那一代人,1980年读大学,1987年研究生毕业。1980年代的确非常热闹,但我是一个“旁观者”,我反省了一下:我好像在任何时代都倾向于选择旁观的立场,在1980年代也是这样。

  《精神之旅》这本书的想法是199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社会剧变,1992年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展开,1993年人文精神讨论——当时我就感觉讨论比较空洞——这些都推动了我对1980年代的反思。另外,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学术界的时尚就是读福柯、德里达、巴尔特,当时认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是最先进的思想,解构主义的那套逻辑是不可超越、无法挣脱的,做研究必须用福柯、德里达、巴尔特的方法。1992年,我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参加一个课题组,研究新时期中国审美文化,于是就参照福柯的办法把美学学科当作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来剖析、解构。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今天,2020年代,隔了三四十年以后如何看80年代?应该说我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跟《精神之旅》已经很不一样。文学和文化上的1980年代可以说是从1977年开始的,比如从短篇小说《班主任》开始,这篇作品当时引起很大轰动。1980年代从1970年代末开始到1980年代末结束,审视这样长的历史时期应该选一个大小合适的历史框架。从1911到2021年,这个历史框架是比较合适的。同时,评价一个时代,应该用这样的标准:看这个时代解决了什么问题、遗留了或制造了什么问题。

  中华民国一共38年,可以说仍然是一个自然社会——经过后现代理论洗礼的人,会觉得“自然社会”的概念有问题。我的意思是,在长时段,比如说几百年、上千年,大部分时间内总是形成那样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这就是自然社会。民国30多年基本还是这样的社会形态,传统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相互交往、竞争。这种社会在常规时代没有问题,但面对近代大危机,传统士农工商的社会形态往往就是一盘散沙,不能胜任时代的挑战。近代大危机的时代要求,简单讲,就是要强国,其核心是工业化。在全球竞争的时代——1840年以后列强侵凌,特别是由于日本和俄国有强烈的领土要求,作为他们的近邻,一盘散沙的社会就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

  民国的社会形态不能整合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完成这个时代任务,所以被取而代之了。1949年到1970年代末是毛泽东时代,特点是准战争状态和管制型社会,几乎动员了社会全部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完成了工业化。到1970年代初,以“两弹一星”为标志,建立了一整套现代工业体系,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工业国。同时,毛泽东时代还进行了很多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这里面教训和曲折就更多一些。总之,毛泽东时代实行工业化和制度探索的时候,解决了问题也产生了问题,产生的问题就是透支国力。在那样短的时间内,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运载火箭发射成功、1970年卫星上天,以这样的速度建成工业国,不能向外汲取资源,完全靠大干苦干,所以透支国力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然的。

  透支国力产生了两方面的要求:一个是改善生活,1978年的有些人均民生指标还不如1958年,因为人口大幅增加了,而资源都放到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上去了。我经历过1960年代后期到1970年代的生活,即使在首善之区北京,生活都是相当清贫的。另一个要求是争取权利,这也好理解。毛泽东时代20多年,政治运动连绵不断,确实打击了很多人,冤假错案很多,积累到1970年代,争取基本公民权利的呼声就特别高。总之,民生和民权在1970年代已经积累了很大的动能。

  接下来就到了改革开放。在1970年代中后期,社会各阶层都对现实有所不满,工人不满是因为工资一直没涨,生活一直没有改善——1978年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只有6.7平米,只比1958年增加了1平米,而今天是40平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群体都不满意,“文革”后期可以说没有一个阶层内心是支持“文革”的,而且大家甚至已经不知道“文革”的目标和意义是什么了。因为“九·一三事件”之后大家都懵了。所以1970年代很多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小日子,开会时女同志打毛衣,工余时间男同志在打家具,都在追求世俗生活。

  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是从准战争状态向现代正常社会回归,特点是市场化取向、高度竞争,同时开始出现腐败和贫富分化,所以这个时代又渴望公正、安全、秩序。这些现象在1980年代开始形成,很多人特别是底层群众,对公正、安全、秩序有一种强烈诉求,并且认为这些是毛时代所具备的,所以从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怀念毛泽东的社会心理和思潮开始涌动,这和市场化取向高度相关。

  1980年代承接毛泽东时代遗留的问题,导致人们产生强烈的改善生活和争取权利的诉求,由此产生了1980年代的思潮和话语。我特别要强调,思潮和话语是观念-符号层面的表述,仅仅是一种表述而已。比如异化与人性复归,这是1980年前后在哲学领域特别热闹的讨论,还有传统与现代、封建专制与社会主义民主等一系列的对立范畴,这些都是1980年代观念-符号层面的表述。我们研究思潮和思想史,一个关键点就是要透过观念-符号层面的表述,还原其真实的意图。这些观念-符号层面的表述往往是不准确的,受当时的思考能力、学术基础和眼界的局限。但是,这些表述背后的诉求是真实的,就像一个儿童咿呀学语,发音不正确,但他表达的要求,比如饿了、渴了,这是真实的。1980年代的真实诉求就是改善生活、争取权利,中下层偏于要改善生活,知识分子偏于要争取权利,知识分子是用新启蒙的话语来进行表达的。我们要透过这样的表述去追溯其真实的需求,那个时代人们想摆脱什么、追求什么,他们的恐惧是什么、憧憬是什么。这是我对1980年代思潮的看法。

  第三个方面,我看贺老师的书,主要看前面的绪论和后面的访谈,大概的思路、观点能够把握到。刚才贺老师提到1980年代以后思潮就很少或者没有了,我补充一点。1990年代不用说了,银河号事件、中国第一次申奥失败、台海危机,因为这一系列事件,1990年代中期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浮现,《中国可以说不》是1996年出版的,后来还出了续集。新左派的出现是1990年代后期,主要是对市场化进程的一种理论反应。我写《精神之旅》时有一个预言,说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是知识分子两个相互交替的传统,就像汉学和宋学、经验论和唯理论那样,经过更新,左翼传统一定能铁树开花,出现新的发展。

  1980年代以来我和一些老同志有比较多的接触,刚开始是不认同的,后来经过1990年代的社会转型,对他们有了一些理解。但之所以得出上面的结论,是因为大约1995年这些老同志请陈映真来座谈,他那套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非常有感染力,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局面,左翼会从我身边这些老同志变成类似陈映真那样的新的一代。总之,新左派199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到新世纪之交也形成一股思潮,当然只是局限在学院和知识群体当中。

  从2008年开始,国家主义渐强,从奥运圣火传递一直延续到近两年的民间网络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呈现非常浓烈的状态。所以1990年代以来思潮还是有的。

  今天学院左翼的出发点,和20多年前一样,还是为中国革命申辩,这没有错,因为八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对中国革命,包括毛泽东时代,确实带有很多情绪化的指责,学院左翼为革命申辩是应该的。但另一方面,这么多年来,学院左翼可以说能解释革命的胜利,但不能解释革命的挫折。任何历史传统都是有遗产也有债务的,挫折和债务的方面主要是被自由派、被新启蒙那个群体放大来看。1980年代是有片面性,但这种片面性不是孤立的。贺老师最开始的出发点是比较1980年代和五四,但1980年代和五四有一个方面是没法比的,1980年代刚从一个封闭社会走出来,对外间世界可以说茫然无知,而五四的那一代,陈独秀、胡适、鲁迅并不封闭,他们的世界视野是没有问题的,尽管他们也有时代的局限。所以,1980年代的片面性来自前一个时代的片面性。如果今天用放大镜、显微镜来看1980年代的局限,那么也应该一视同仁;如果用解构的方法看待1980年代,那么也应该同样用解构的方法看待之前的时代。我就说这些。

  鲁太光:谢谢祝老师!祝老师有些观点和贺老师不一样,我觉得他对1980年代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待会可以讨论。下面请卢迎华老师发言。

  卢迎华:非常感谢贺桂梅教授邀请。在认识贺老师之前,我早已拜读过2010年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受益于贺老师在书中绘制的全景式地图。这本书对于探索1980年代的复杂地貌,对理解这个时期的多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实践的来源,是一个相当全面、丰富的指南。贺老师在全球化现实中观照中国问题,为进入中国议题提供了开阔的视野。中国当代艺术界对当代艺术历史进程的书写与研究不多,在这个议题上可以深入交流和相互激发的同行较少,所以我非常珍惜今天的机会,能与诸位师友交流近几年来我与艺术家刘鼎在艺术领域中开展的一些工作和思考。自2013年以来,我们开始在当代艺术界尝试探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遗产在中国当代艺术历史形成过程中的持续影响,并在这个研究课题下组织了一些展览、研讨和出版。刘鼎是艺术家、策展人,我也从事艺术史研究和策展工作,我们都是艺术现场的创作者和实践者。是什么促使我们迫切地去研究和重思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意识和理论范式呢?一方面是我们在具体的实践中,体会到已有的艺术史意识与具体的历史现实和当下的经验有许多脱节之处;另一方面,当我们身处全球艺术界工作时,在交流之中,时刻感受到我们的具体经验被普遍化的西方当代艺术视角所抽象和概念化,而缺乏对于自己的历史进程和具体经验的贴切解释。我们希望在中国具体的语境里来认知和讨论我们的问题,也希望能将我们的“特殊”经验转化为具有开放性的理论。

  2014年初,我们在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组织了一个展览,题目为“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在这个展览中,我们首次提出要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范畴中来认知中国当代艺术,将考察中国当代艺术实践的维度拓宽至1976年以前,回溯至1949年前后。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线索,重新正视和评估其作为一种社会生活组织的哲学如何影响和塑造我们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艺术的样式。

  与文学不同,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起点并没有一种学科内的界定。但艺术界弥漫着一种有关当代艺术的历史意识,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它以反叛和对立于官方体系的姿态和立场作为界定其起源和基础的依据。这种理想化的描述深受革命叙事逻辑和现代化叙事逻辑的双重主导,期待艺术创作和艺术机制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崭新的面貌,其潜在的视角是将艺术设定为处于不断进化和进步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进步观和科技发展观相吻合,始终以“新”作为首要的价值判断标准。1990年代初以来,快速发展起来的艺术市场加剧了这种“唯新是图”的价值观。人们习焉不察地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某个时间节点作为中国当代化进程起点的做法,其实落入了以西方,特别是以北美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主导的当代性作为普遍化模型的思维模式。

  这个展览成为我们之后工作的一个索引。在此之后,我们借助不同的展览契机,深入到某个具体的艺术家个案或历史时段,还原其历史语境与意识形态结构。我今天要着重分享的内容是我们策划的两个有关1980年代的新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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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展览现场

  “巨浪与余音”是刘鼎和我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响”系列研究的最新篇章。这个展览包括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在中间美术馆举行的展览,题目为“巨浪与余音——重访1987年前后中国艺术的再当代过程”;第二部分是在798艺术区里举行的“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1980年代”展。

  正如贺老师在书中所分析的,对于1980年代的叙述和认知存在着许多固化的结构。在当代艺术中,围绕1985、1986年的新潮美术的重叙(包括理论归纳的、事件记述和回忆性质的),统摄了对于1980年代的历史意识与认知,呈现一种同质化的情况。这种情况使1980年代始终被当作一个笼统的历史范畴,而其中多样、复杂的转向无法被细致地把握与理解。1980年代前期的艺术界处在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等问题的争论中,之前被压抑的各种“现代派”在新时期再次被征用。当“现代派”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被推崇时,它也承载了象征中国以外的“西方自由世界”的使命。这种单向度的视角反过来压抑了我们需要理解的中国现实。在1980年代中期,艺术家尝试在创作上发现民间的、民族的、传统的和古代的文化,追溯具有民族特征的创造性根源,借此来回归中国的现实。可在理论上始终纠缠在自我与他者、落后与先进的文化认知论等二元结构之上,艺术创作的瓶颈始终难以被突破。直到1986与1987年之间,受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系列为拓展艺术创作边界而开展的激进实践的激发,艺术界在创作层面上开始浮现出不同面貌的作品。

  从制度层面上来说,1980年代中期,艺术界在经历建制的过程。此时,艺术学院的建设越来越趋于完备,学院、画院、美术馆等单位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使许多年轻艺术家开始有机会参与到主流体制的建设中。由此他们可以安身立命,在社会关系上也有了实际身份。与此同时,1980年代中期商品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开始出现大量不必依附官方艺术体制生存的自由艺术家。在人生的路径上,他们与体制内艺术家之间逐渐出现了分裂。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方艺术与非官方艺术的分野开始形成。

  在“巨浪与余音”中,我们首次将1987年作为一个对1980年代中后期进行分期的时间标识,打破当代艺术史叙述中由现代性范式所统领的研究格局。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背景下持续升温的“文化热”,造就了1985到1986年“新潮美术”的最强音,这一时期,艺术界创作活跃,话语激荡,但到了1986年底,迅速出现“退潮”的迹象。“众声喧哗”的艺术实践很快在1987年后与紧缩的现实和体制化的艺术界接轨,日渐平滑。艺术发表也不再以团体宣言的形式亮相,艺术家的个体表达日益走向台前,经过了1980年代的数次转身,出现了明显的价值转向,也确立了此后创作的立足点。我们在展览中采用两个章节——“前进中的虚无主义”和“‘观念更新’的多个舞台”——的结构,来呈现1980年代多样和复杂的艺术现场和转向。

  “‘观念更新’的多个舞台”这个部分的内容主要呈现了自1985年初,油画界提出“观念更新”的口号后,艺术界对艺术本质、功能、创作方法的反思和实践。“观念更新”是艺术家在“形式解放”的延长线上提出的一种主张,“形式解放”则是1978年“思想解放”后主要的艺术主张。这两个口号和诉求由不同代际的艺术家所提出,也对他们的创作以及艺术体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在我们看来,这只是有限度的解放和探索。

  这个章节中有一个小节,聚焦于后现代主义自1980年代初开始进入中国艺术家和理论家的视野后,为艺术创作和批评开拓了新的路径的现象。1985年10月,美国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劳森伯格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个展。一些艺术家在其中看到后现代主义所释放的潜力及其对现代主义传统本身的批判,因此迈向了达达式的、波普的、去意义的、偶发式的、观念性的创作。自此,新潮美术也逐渐走向分化和终结。有的批评家认为,应该深化现代主义的实验,形成与保守主义相抗衡的中国现代艺术体系。有的艺术家则指出,“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机看来已经到了”。这些发生在局部的、短暂的激进探索虽然对艺术家的创作和有关艺术的多元意识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在已有的论述中却未被展开讨论过。

  “巨浪与余音”展中呈现了1987年前艺术现场的多个面向,但我们主要激赏的是1986至1987年间在全国各地出现的以拓展艺术边界为目的的实验性创作。我们通过与艺术家合作复原作品和展览现场,也借助相关文献档案,再现了厦门的“厦门达达”、杭州的“池社”、上海的“M艺术群体”、广州的“南方艺术家沙龙”等艺术小组的活动和大同大张的艺术宣言。这些创作集中在“前进中的虚无主义”这个单元里。在1980年代中期,后现代思潮与艺术界中去意义、去趣味、去形式、去终极目标、去艺术表达等诉求相结合,推动一系列具有虚无主义意味的激进创作,被一些批评家称为“反文化”“反艺术”。这些创作在1980年代有被提及,但并不是评论家的主要关注对象。

  从这个展览中,我们延伸出另一个同时举行的展览“巨浪与余音——后现代主义与全球80年代”。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随着资本全球扩张加剧,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思想风格和话语加速在全球弥散。它提供了一种反思现代化进程及其哲学前提的机会与思想框架。借这个展览,我们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视为连接全球1980年代的一股重要力量,聚焦国际艺术世界成为巨大共同体的这一时刻,把中国放置在全球格局中进行观看。我们同时呈现了来自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德国、瑞士、波兰、荷兰、乌克兰、俄罗斯、捷克斯洛伐克、克罗地亚、智利等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在1980年代的实验性创作。

  1983、1984年,德国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与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先后发表有关艺术史终结的论述。他们宣称20世纪上半叶数百个艺术运动都消失了,艺术史不再受到某种内在的必然性驱动,也不再是只有一种艺术似乎具有历史正确性,不存在一个正确的创作艺术的方式。艺术家与线性的历史意识作别,并获得解脱。艺术史的时代与博物馆的时代同时完结了。在艺术上,风格不存在单一性,所有风格及视觉词汇都正当有效。艺术家可以掘地三尺,从过去、民间文化和当下寻找各种视觉表征,而不需要追问这些视觉图像在已知的序列和情境中的意义。他们以现成品、拿来的风格和图像为手段,提出原创的哲学问题,甚至用挪用来暗示原创性根本无关紧要。1978年开启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开放将中国带进一个意识形态被淡化、模糊未定的历史时刻,关于可能性的集体想象被完全打开。当有关后现代主义的国际话语在中国全面登陆之际,1980年代的中国艺术界在向往西方现代主义叙事所主导的整体性艺术史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自我解放的视野。

  对这种在多种区域的“共时性”的描述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它们“都一样”或“看起来都一样”。后现代主义话语中的艺术不意味着具有普遍意义的创作模式在全球范围的共时存在,不是在不同语境中寻找彼此的对应物,不是把艺术活动从它们各自的语境中孤立出来,投入到“绝对”的领域中去。为此,我们需要用复杂精微的方式来处理和表达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把这些对象在不同语境中的特定价值和意义预先考虑在我们的处理之中。

  1986年,“南方艺术家沙龙”的发起人之一、艺术家王度曾写下长文《不可逆的趋势》(未发表)。在其中,他回顾了20世纪中国艺术的不同阶段,并聚焦于1985、1986年的艺术现场。对于同时期活跃的“北方群体”和“厦门达达”,他的看法是:“北方群体”的旗号是“现代艺术”,由此他们的思考仍陷于那一阶段的艺术观念,创作风格也是那一阶段的不同风格的模仿。虽然他也认为“厦门达达”宽松了自身对艺术本质的禁锢,步入后现代艺术的领域,但也及时指出,“厦门达达”采用大声疾呼中国多元的后现代已经来到的方法来自我指认,“这只是一种扩大的封闭”。他所真正召唤的趋势存在于“南方艺术家沙龙”的精神之中:

  “南方艺术家沙龙”则一开始就声明,当代人必然有当代人的精神载体,即“当代美术”的物态方式。这里使用的“当代美术”不带有针对任何观念和思潮的反动性,它包容任何不同的观念和思潮,只加以扬弃而不否定,只求建立,而不破坏。当代艺术,既不是个现成的文化概念,也不是历史概念,它是一个永远推移的时间概念,因此统摄着过去、现在以及将来。

  他指出了观念和想法对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而不是风格和形式:“艺术观念是欲罢不能的巨大生命需求,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任何功利性和实用性的不是艺术,任何延续一个模式的形式主义不是艺术。旧有的艺术形式,例如雕塑、绘画等等,只是工具和材料的意义。”

  由此,王度得出结论:1985、1986年“各地相继出现不同层次、不同观点、不同方式的展览,尽管尚处在一个极不平衡的状态,但似乎暗示着这样一个趋势,即经过一段时间的撞击和戒律的磨损,也出现一个游离自在的、开放的、流合的趋势,这个趋势不是中国的,而是纳入整个世界趋势中的”。

  1986—87年在中国涌现的这些实验,挑战各种折衷主义和学习西方现代性的幻想。这既是自我挑战,也挑战了新潮美术逐渐形成的秩序。而王度所预言的“不可逆的趋势”也很快随着1987年的社会波动而落幕。它自身几乎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浪潮。

  贺桂梅教授的《“新启蒙”知识档案》处理了1980年代多种社会现象、思想特征、价值取向和叙事方式背后的意识来源。我们对于1980年代艺术现场的重访,也注重透过创作样式、风格和彼时的界定去分析它们内在的思想动力和问题意识。借助这些认知,我们得以超越当时的话语和思维框架,去贴近复杂异质的历史现场和经验。面对如何重访1980年代的“当代”,我们更愿意把这段历史放在1949年以来整个艺术发展的历程中来开展对话,而不是去对其进行简单评判。

  鲁太光:谢谢卢老师,让我们看到了1980年代艺术界的多重面向。下面请杨庆祥老师发言。

  杨庆祥:首先祝贺贺老师这部著作的再版。我看了贺老师的一些访谈,说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历时很久,最早是博士论文,中间推倒重写,博士毕业10年后再出版。贺老师后来很多研究的方向,比如最近几年关于民族形式的研究,其实也是从这部著作里面延伸出来的。2010年出了第一版,今年出了第二版,前后历时近20年,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本书的写作史与中国21世纪的社会历史发展联系在了一起,从而构成了一种互文的对话关系。

  我先谈一下对这本书的看法。刚才贺老师用了一个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80年代人”,就是大概在1950年代出生,在1980年代奠定其历史地位的这一代人。这一辈人在中国当代文化史里面拥有最多的象征资本和社会资本,实际上中国学术的体制机制,包括整个中国文化的生产机制,现在依然还笼罩在这一代人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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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庆祥:《80 后,怎么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5 年版

  这里面涉及历史的讲述问题,对历史讲述的垄断是每一代人都有的倾向,每一代人都希望垄断历史讲述的权力,并与后来者的讲述形成一种“敌我关系”。这个关系不是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自觉的意识去反对或者去解构上一代人的历史讲述,历史的叙述就会停滞,这种历史叙述就会构成单一性的霸权叙述,并会遮蔽对这一段历史的丰富认知,从而导致对自己当下历史认识的不清晰。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祝东力老师的发言也非常有启发,提供了跟贺老师不一样的视野,这恰恰说明1980年代历史本身是多元的。我记得祝老师在《精神之旅》中对“人民”的讨论,和阿甘本关于人民的论述有互文关系。

  贺老师是“70后”,祝老师是“60后”,我是“80后”,现场还有一些199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不同代际的人对历史的感知、触摸、介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正是在这样多元互动的关系里面才能够构成一个多元丰富的1980年代叙事。我相信10年、50年以后对于1980年代的认知,有新的经验的人做出描述和书写的时候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有一段时间想写一篇介于散文和论文之间的,从一个相对平衡的角度理解1980年代的文章,但一直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我觉得贺老师这本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它突破了既有的尤其是“80年代人”对1980年代历史的垄断性叙述,建构了独具贺氏风格的历史叙述。

  其次谈谈研究视角的问题。贺老师在书的序里面谈到她的视角借鉴了曼海姆,实际上尼采早就强调这个问题,他说“没有视角就没有判断”。贺老师的视角,包括2000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2020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序言的重写、结尾的重写、章节位置的重新编排……这样一些操作折射的是视角的位移。从贺老师的这种位移我们可以看出1980年代是在不停地当代化,也就是在不停地问题化、历史化。我觉得这个视角不仅仅是外部的视角,也不仅仅是贺老师个人经验的视角,而是因为1980年代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就是在历史的内部就已经有多个视角了。只不过这个视角在我刚才讲的霸权式的叙述里面被遮蔽了。

  我举两个小细节,一是第一章讨论1980年代的“人学”思潮,其中对“家”的想象和建构的分析非常精彩。“五四”时期“家”被想象成一个压迫性的机制,“五四”一代人的主题是离家出走。但是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家”变成了一个小而坚固的共同体,是能够对抗宏大叙事的堡垒,在这一点上,1980年代相对于“五四”而言是一个逆向的建构。如果我们继续考察更年轻一代的想象,比如“80后”作家的写作,这个“家”又变成一个压迫性的封闭小系统,也就是阿兰·巴丢所批评的:“一个小爸爸、一个小妈妈、一个小宝贝。”个人变成了孤独的个人,没办法进行社会化。“80后”作家张悦然的一个短篇小说《家》处理的就是这个主题,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论《从小资产阶级梦中惊醒》来论述这个问题,并得到了同代批评家的认真回应,可见这个问题已经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内化。另外一个细节是关于1980年代作家的“书目”问题。贺老师注意到余华、莫言他们在塑造历史传统和文学谱系的时候不停地强调他们的阅读书目,他们阅读书目的一个特点是以20世纪欧美作家的现代派作品为主。我最近在指导博士生做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阅读书目,把《平凡的世界》里面提到过的书都列出来了,然后做了一个分类,发现他的阅读书目跟余华、莫言等人完全不一样,他的书目更丰富,包括苏联作品,19、20世纪欧美作家作品,中国“十七年”时期作品,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等。路遥的阅读书目和余华的阅读书目共同构成了1980年代的知识史,但是在“80年代人”的历史叙述里,路遥的“知识史”被部分地遮蔽了。贺老师的著作恰好是对这种“遮蔽”的“去蔽”,重新打开1980年代历史的种种势能。

  基于以上两点,我认为贺老师的这本书实际上有三个层面的指向:第一,文化史或者文学史的指向,文化史和文学史的指向主要是讨论话语和文本之间的关系;第二,当代史的指向,当代史就是讨论十七年、1980年代甚至延续到2020年代,在当代史的框架里面历史的机制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个机制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和对话,在这个对话之间生产出来什么样的知识和想象;第三,贺老师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写作为当代知识提供一种思想力和理论力,贺老师很喜欢用“想象力”这个词,这其实是在表达一种思想和理论诉求。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以1980年代为个案或范例,由此发展出一套综合性的批判理论,这种综合性的批判理论在中国当代知识谱系里面非常稀缺。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悖论,贺老师试图建构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的批判理论,但借用的很多理论资源却又都是非中国式的,可见这里面有一个多么大的悖论。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必须在欧洲的时间里面扭曲它的时间。我觉得这可能需要数代学者的努力。

  鲁太光:谢谢庆祥老师,虽然简短,但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现在三位对话人都谈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请贺老师进行回应。

  贺桂梅:听了几位老师的讨论,我有了更多的想法,也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清晰的判断。我和祝老师对1980年代的判断确实有所不同,庆祥将其归结为“代际”差异。确实,如何叙述1980年代会受到代际经验影响。但我想说“代际”差别并非自然而然,只有对自身成长经历有了自觉才能形成代际意识。同时,只有在这种自觉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当代性”的创造性理解,才有可能形成与前面几代人和后面几代人的明确的对话关系。我如此叙述1980年代与我的成长经验有关。我出生于1970年,1980年代刚好对应着我的青春时期,所以我对这个时代也有特别美好的印象。1990年代在北大读书学习,使我不断构造起一种批判性的知识谱系,获得了对我影响最大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而1990年代形成的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研究路径和批判思想都是以反思1980年代为前提的。我同意庆祥的看法,目前关于1980年代的叙述还不够多元,这与1980年代形成的“新主流”以及“80年代人”长期稳固的权威位置有一定关联。今天如果要重新释放出1980年代所蕴含的活力,就必须要去不断重新阐释1980年代,而且要更明确地意识到如何重新叙述1980年代。一方面要看到1980年代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不要规定谁更拥有对1980年代的解释权,而应将1980年代作为不同代际、不同立场的人在当下的定位参照。

  祝老师刚刚提到自己从《精神之旅》到今天对1980年代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在《精神之旅》中,祝老师对1980年代的批判是比较直接明确的,当年也给了我很大震撼,因为很少能够看到有人如此深入地在1980年代内部讨论其构造自身的方式及其问题。祝老师今天对1980年代的判断,也是基于他对当下中国的思考。有一些地方希望还可以同祝老师进一步讨论,比如祝老师提出要关注1980年代丰富的“观念-符号”下的“真实诉求”,对此其实还可以借助解构主义进一步反思。那些“真实诉求”是我们能够感受、体验到的,但到底用什么符号、观念、语言来言说、表述它们,同样重要。因为“观念-符号”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当人们用一套语言去讲述诉求、欲望时,实际上那个“真实诉求”已经被改变了;“真实诉求”“原初欲望”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无法真正触摸、抵达。在这个意义上,“观念-符号”依然值得分析。祝老师特别启发我的一个说法是他认为相较于五四,1980年代更加封闭,我认同这个判断。但我同时觉得,1980年代要求变化、要求冲出中国内部,这种诉求是全方位的——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所以1980年代的变革可谓势如破竹,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结果。但五四时期的求变更多还只是局限在知识分子阶层,即鲁迅所说的“铁屋子”里面的“觉醒者”,而当时的中国底层社会,特别是内陆中国、乡土中国的农民其实还没有那么强烈的变革诉求。可能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中国革命深入到中国社会下层后这个“老中国”才真正发生转变。

  卢迎华老师从艺术领域、美术实践的脉络展开她的对话,反身呈现出文学、电影的媒介特性。文学、电影和美术在1980年代共享着同样的诉求,但文学、电影的媒介反思没有像美术这么激进。就小说和诗歌而言,小说也在1987年发生变化,出现了余华、苏童、格非等后现代的先锋小说家,他们真的可以抛开一切谈论语言与形式的革命;诗歌界则在1986年有现代主义诗群体大展。这些都与美术界的情况形成互文,而我们在将文学领域和美术领域互相参照时需要进一步思考,它们有着哪些共同诉求、它们的具体表达又有何不同。处在同一历史语境中,不同艺术媒介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

  祝东力:我也回应一下贺老师提到的两个概念,一个是代际差异,一个是解构主义。刚才休息的时候跟庆祥老师交流了一下,他也讲到代际问题。我作为“60后”,80年代是经历过的,在1990年代也对1980年代进行过批判,那是当时的角度,今天我的看法有很大调整。所以,这里的代际不是自然年龄的概念,而是文化思想意义上的分界。一个人的自然年龄属于上一世代,但在观念上可能属于更靠后的世代,就是说能够采取一种更具综合力的眼光,像黑格尔讲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断综合、反省自己已有的经验和角度。后代人能够看到更完整的历史景观,所以更容易做到辩证综合。这是补充的第一点。

  第二个,解构主义。我也明显看到贺老师以解构主义方式处理1980年代。我想起一件事,1988年在成都开会,遇到一位刚从巴黎留学回来的朋友,我们聊天形成一个共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不可超越的,它什么都能解构,我们不喜欢它,因为整个稳定的世界都瓦解了,但拿它没办法,因为它那套逻辑我们跳不出来。后来我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思考解构主义,觉得它的30%是有效的、犀利的批判工具,70%是智力游戏。解构主义的逻辑是把索绪尔的“差异”原则推向极端:既然语言只有在差异中才能显示意义,那么这种差异是没有止境的,这就是所谓“分延”。所以,语言的意义总是无法完全呈现,总是含混不清的。那么,怎样破解这种逻辑?就是承认所有存在和意义都是含混的,没有100%的确定性。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还是可以确定:一个正常的表达与编织的谎言之间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即使承认了“分延”的逻辑,事物间的这种区别仍然存在。

  回到刚才贺老师讲的欲望诉求也是被构建的,我也可以说,那种被构建出来的欲望与完全没有欲望、与完全编造出来的欲望还是有区别的,解构并非万能的,而是有限度的,我们要注意解构之后的剩余之物,真实世界是无法被彻底解构掉的。我就补充这些。

  鲁太光:现在我们请一位“90后”的学者,我们所的李静老师发言。

  李静:大家好,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李静,我是一个“伪90后”,生于1989年。非常感谢刚才各位老师角度各异的分享,让我受益良多。首先要祝贺《“新启蒙”知识档案》的再版,我对这本书很有感情,第一时间就重读了。因为我博士论文所写时段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这本书曾经帮助我进入到1980年代的基本情境中。这次重读,确实有了更深的体味。虽然贺老师强调1980年代结束了,一定程度上说确实如此。但就像今天论坛的主题“在当代性视野中重估80年代”,我们一直是在当代性的历史机制中有意无意地与1980年代发生关联,或者说仍然活在1980年代的历史后果中。“新启蒙”思潮为种种基本问题范畴,提供了“后革命”时代的回应方式,包括如何处理个体与集体、国家的关系,文学与政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多种基本关系,甚至塑造了我们对于“人”的原型化想象。我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就指出陈景润所代表的脑力工作者,其实就承载着当时树立起来的关于现代化的人的想象。

  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视剧《隐秘而伟大》,讲的是国共内战。里面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是通过德国诗人席勒的诗句“人要忠于自己年轻时的梦想”,而非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来理解与认同革命的。这是经历过新启蒙之后才有可能出现的叙述历史的方式。1980年代给予当下生活的这种毛细血管般的影响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认为贺老师这本书最大的价值,正是将1980年代留下的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装置,那些一直盘旋着的“历史幽灵”,或者用今天的互联网语言来说,那些“底层逻辑”,那些“80年代的主导文化”,清晰地呈现出来。贺老师去年出版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著作,其实也是显影那些最底层的文化结构。因此我觉得这本书也是贺老师著作里最具有出圈能力的一本,不管是跟祝老师所做的美学、哲学研究,还是与卢迎华老师所在的艺术史领域,都有很强的互动性。再比如,我们所之前召集的一期青年文艺论坛上,秦兰珺老师邀请到一位游戏开发者。他表示,在做以1980年代为主题的游戏时,读了贺老师的这本书,觉得帮助很大。

  简单来说,这本书所解构的新启蒙历史意识,就是指当时建立起来的各种二元对立思维和现代化范式。跟贺老师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有着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借助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对于“知识”与权力体制的关系,对于话语谱系的梳理都很透彻,尤其对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科学向第三世界输出现代化理论的情况,反复加以论证。下面我想围绕这本书的方法论,尤其是围绕知识社会学提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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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 年版

  第一,贺老师在处理思潮的特定构造方式时,充满了人文学的想象力。尤其是她和祝老师在还原人道主义的构造过程时,不约而同地拓展出哲学、美学与文学的维度,非常有说服力。再比如对寻根思潮的索解,也同样如此。而我的问题在于,在考察知识形式与整体社会结构的关系时,如何避免社会决定论?换言之,如何恰当地评估知识形式、观念思潮的能动性?另外,怎样才可以获得整体社会结构的视野?立足当下的当代性与整体性视野是否为一对矛盾的概念?

  第二,贺老师在335页有一段自我反思很打动我:“正如‘知识’这一范畴本身所携带的‘冷冰冰’的理性意味一样,这种立足于文本的话语清理工作,无法同时包容曾经在历史‘现场’发挥巨大能量的情感与情绪内涵。这些今天被作为‘历史档案’的文本,曾经召唤出强大的情感和力量,那种认同感的建立、它们与之呼应的更为细腻和微妙的语境,以及人们投射于文本的‘过度诠释’,这些却很难被知识考古学或谱系学纳入。而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绝不仅是一个方法论问题,同时还包括如何理解80年代历史的‘主体性’以及80年代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并且可以渗透到对研究对象的处理中。”确实,这本书呈现出很强的理性反思色彩,这是我们重估1980年代必须进行的一步。那么,1980年代的情感结构,那种历史现场中强大的情感力量乃至无意识,是否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对象,又应当如何开展研究?而文学的价值是否可以由此得到更进一步的挖掘?这里也就涉及前面贺老师提及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问题。

  第三,也是我自己研究中的困惑。当我们以今天的视野,去指认1980年代思潮的特定语境时,也会有其他人指认我们所言说的话语的特定语境。这是否会落入一种相对主义的陷阱,或是手电筒只照别人,却照不见自己?这是否也很容易演变为由自身立场驱动的“批判”?由此延展出的疑问是,我们今天怎样才能获得一种更加有效、有力的批判话语,以及批判话语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上就是我的一些感受和困惑。谢谢!

  鲁太光:请中国文联出版社的冯巍老师发言。

  冯巍:贺老师提到冷战时期美国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与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进行了文化层面的战争,我们应该承认美国在占领话语权方面做得特别成功。早在冷战之前,美国在1930年代就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抢夺文化上的话语权,只不过冷战之前美国的竞争对象是所谓的“老欧洲”,因为美国在建国初期一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被笼罩在欧洲文化的阴影里面的。这时纽约就有一批人致力于美国文学文化走向独立,比如特里林、威尔逊,还有卡津,他有一本书冯亦代在1949年就翻译过来了,在美国国内出版也不过是1942年。周宪老师主编的“名家文学论坛”,其中也翻译了这批纽约批评家的一些书。所以说,美国的文化战争早就有了。卢迎华老师一定知道沈语冰老师很推崇格林伯格,格林伯格也是纽约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格林伯格所谓的现代主义立场,实际上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总体立场。格林伯格当时写美术评论是有明显倾向的,否定当时人们认为优秀的美术作品,推崇抽象表现主义,实际上就是推崇美国绘画作品,为美国的绘画艺术抢夺在世界的话语权。

  鲁太光:时间过得真快,已经5点32了!我们给贺老师留15分钟时间,在这之前,请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的赵志勇老师谈谈。

  赵志勇:我现在对1980年代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我想梳理一下1980年代西方当代戏剧在中国的翻译、介绍和传播情况,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在西方也就是在1950年代流行了10年,它跟二战后欧洲具体的社会语境密切相关。1980年代译介到中国之后几乎没有人讨论这个背景,大家对它有很多误读,比如把荒诞派跟存在主义混为一谈。在1980年代的文化语境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的理解?我觉得值得探讨。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话题是布莱希特。他在中国的接受一直非常暧昧,从1950年代到后来都很暧昧。因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个案,是左翼现代主义的背景,但又在1950年代苏东集团遭遇很多政治上的曲折。1978年到1990年代初,国内有几出布莱希特的戏上演,放到那个历史语境里面去讨论会特别有意思。

  我比贺老师小几岁,1980年代我是小学生、初中生,现在回忆起来,我的审美趣味是在那个时候确定下来的。后来上大学,老师基本上都接受了自由主义、新启蒙思想,我从老师们那里想当然地接受了一套没有经过反思的观念,后来开始思考,一些新左派的老师又影响了我,把1990年代上学时习得的那套东西给反思、解构了。但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些不同的感受。一方面我发现在整个学术体制里面,1980年代那套话语虽然还占据主导位置,但其实已非常僵化,失去了感召力。如果我们进入网络空间,就会发现其实今天中国已经没有1980年代意义上的自由派了,那套东西早已经被更新迭代了。1990年代新左派以及它所演变而来的各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为一种新的具有垄断性的东西,把我们对当下生活的切身经验和对它的反思给遮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识生产的切身性,或者说知识生产面对当下现实其实是非常空洞的。刚才有老师说到人文学的想象力,我特别赞同。我觉得人文学的想象力就是要建立一种知识生产和现实社会的连接。

  段超:我是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我想请教贺老师一个问题。您一直关注民族形式,那么在全球化出现拐点,或者说“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当前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呈现为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与1980年代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鲁太光:剩下的时间,我们就交给贺老师吧。

  贺桂梅:今天到底怎么看待1940—70年代与1980年代的关系,是我自己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研究1940—70年代的“民族形式”,某种意义上包含着对1980年代“新启蒙”的批判。1980年代“新启蒙”思潮在思考中国问题时基本上是将“中国”和笼统的“西方”二元对立化,“中国”对应着“传统”,“西方”对应着“现代”,由此认为中国自身的经验、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完成西方式的“现代化”。在这样一种地缘政治格局造就的文化心理认同的推动下,中国在1980年代认知自身的方式跟1940—7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1980年代中国基本将自己视为全球体系中的落后国家,它思考的是如何才能像进步国家那样发展,由此中国的民族认同实际上处在一种特别焦虑的状态中。这在“寻根”思潮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寻根”思潮一方面强调要“现代化”,和全球接轨,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有中国的主体性,要“寻根”,好像我们把民族性之“根”丢了,不是要在现实文化中而是要到过去、边缘、地方、少数民族中去寻找我们的民族性。现代性与民族性这两方面无法有效统合,所以“寻根”思潮仅仅持续了两年就中断了。相对而言,1940—70年代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要更加自觉有效。简单地说,这一时期“民族形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但这个普遍性的东西必须和中国经验相结合,必须要与中国长时段形成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发生有效交融,而后才能表述出来。用“民族形式”表达出来的这种“现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1940—70年代的“民族形式”构建经验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回应21世纪中国所面对的全球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今天,不是说有一种更高的、有待学习或追赶的“世界”存在于中国的外部,而是中国本身就已身处世界格局之中。今天中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也与1980年代有了很大不同,我们相信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东西并希望把它讲出来,在这里民族心理发生了转型。包括今天我们强调经济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也呈现出了全球性与中国性之间的主次关系。中国现在必须要在大的世界格局中依托于自身长时段的经验转换、创造出它独特的东西来,在这方面,其实1940—70年代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方面。

  刚刚祝老师、庆祥老师、李静都谈到如何使用理论、西方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一直都不是试图用某种理论去解决某个问题,我更关心的是一种理论内在的思考方法,包括之前提到解构主义也是如此,我并不是要将中国问题嵌入德里达的理论模式中去,拆解1980年代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验证解构主义是否有效。正因为1980年代尚未完全过去、依然活着,其塑造的知识体系和历史叙述方式依然占据主流,所以才要把它拆解,把它的表述放回到其最初的逻辑中观察。这也是我试图表明的一种研究姿态。我想强调的是1980年代如此具有影响力的一套说法,同样也是被制作出来的;既然是被制作出来的,也就能够被拆开;拆开则是为了释放出祝老师所说的在“观念-符号”下难以被言说的那些历史的情感、欲望、“真实诉求”。我认为没有绝对的“中国理论”,也没有绝对的“西方理论”,因为从19世纪后期开始我们就已置身于西方式的理论体系中,几乎不存在绝对纯粹的“中国理论”。或许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接近于一种所谓的“中国理论”。在《“新启蒙”知识档案》中,我只是借助一系列源于西方的理论,以其为方法,打破了1980年代的“硬壳”,即那套陈旧僵化但持续影响至今的知识话语,这是第一步;真正释放出1980年代所蕴含的情感能量和历史记忆是我尚未完成的,这真的需要创造一套新的语言来重新叙述。如果要展开这第二步的工作,我能想到的是用一些在当时影响特别广泛的文学、电影、美术等文本,从个案研究深入下去,在分析符号和欲望的博弈关系中把其背后的东西呈现出来。

  其中需要我们去回答的一个“真问题”是1980年代塑造的这一套关于“人”“现代”“文学”等的观念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覆盖力和影响力,这一效能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实际上涉及美国所构造的全球意识形态的巨大成功,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其经济上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1950—60年代美国、苏联、中国都在各自探索描述世界的理论语言,但中国在“文革”时遭遇困境、苏联自身也遇到问题,包括60年代全球革命的失败、第三世界的崩解、社会主义的自我转型,这些都使得美国这一套“现代化范式”的叙述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转化为全球性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价值观被人们接受。所以,一套话语的有效,实际上还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语境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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